第二天，我们走到离淄川不远的罗家庄时，我发现潘金贵好长时间不讲话了，就大声喊他，他也不作声。老大爷停下车来，摸了摸潘金贵的胸口，难过地说：“不行了，身子都凉了！”两行热泪霎时落了下来。
罗家庄的老百姓流着眼泪掩埋了潘金贵。我躺在车上恳求推车的大爷说：“我也没救了，你把我也留在这里吧，我们俩同生死，共患难！”大爷急忙说：“你这个小同志咋能想不开？你才十八九岁，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的伤能治好，潘同志不是还盼着你给他家传话吗？”听了大爷的话，我从地上捡了一片“飞马牌”烟盒纸，在背面记下了潘金贵的家庭地址。以后多年，我和他父亲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老人去世。
我被送到纵队医疗队后，由于几天的颠簸、雨淋，未及时得到药物治疗，几处伤口都已溃烂化脓，右腿已变成青黑色。当时孙凤钜医生就在纵队医疗队，他们都主张给我截肢，我坚决不肯。
我说：“你们要截肢，先把我的头割下来吧！”后来，我被转到第9野战医院，采取了保守治疗的方案，把身上的弹片一块块取出来，还有四块没有取出，一直留到现在，但是我的腿总算保住了。如果当年截肢，在上海战役后的英模大会上，孙凤钜医生也就不可能见到我了。
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沂蒙山区的大爷和大嫂给我的。解放以后，我曾多次到山东寻找那位给我喂奶的大嫂和推我去医院的大爷。
我虽然没有找到他们，但是沂蒙山区的许多大爷、大嫂都是我的亲人。沂蒙山区的“红嫂”是一个英雄群体，那位大嫂就是其中之一。
“沂蒙山区六姐妹”也是“红嫂”的代表，我在山东工作时经常和她们见面，在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60周年时，我们还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