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噩耗传来，朱德在北京医院庄重地向这位战友行了最后一个军礼。回到家里，他一直流泪，伤心不已。几日后，本来计划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会的朱德，两腿已不听使唤。
他坐在家里收看了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的场面，心中多少得到些安慰。然而，很快让他心中雪上加霜的是，邓小平因整顿打乱了“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部署，遭受“四人帮”进一步的诬陷迫害；加之毛泽东晚年的失察，邓小平在这次公开场合露面之后，又一次被打倒了。
周恩来去了，邓小平又受到批评，同时毛泽东那里又报来病重的消息，“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骤然加剧，朱德心急如焚。在这历史斗争的紧急关头，他本来无力的双腿硬是站了起来。他再一次作出了一个决定：分担毛主席晚年的工作！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决定，这是一个老帅在民族危难时刻，不顾90岁高龄挂甲出征。这是人类绝无仅有的先例，也是人类最高境界和信仰促成的责任。
打开朱德晚年大事记可以看到，仅仅从1976年3月至5月，他就先后3次以元首身份和国家形象接见外宾：3月15日，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总理凯山·丰威汉及其率领的老挝党政代表团；4月14日，会见摩洛哥王国国王哈桑二世的特使穆罕默德·布塞塔；4月19日，会见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的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
会见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朱德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
休息室里放送着丝丝凉气。朱德为接见外宾考虑仪容整齐，不便着太多的衣服，一会儿，他就下意识地拉衣角。工作人员见到这一情景，都急得团团转。他们四处打听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这是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误。作为国务和外事安排，都具有严格的程序，时间都在分秒控制。但在那特殊岁月，“四人帮”忙着争权夺利，全国上下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刚开始的整顿又在回落，外交部门形成的一套严谨制度也受到影响。堂堂全国人大委员长、共和国元帅，竟被冷落在大会堂休息室里，会见推迟竟无人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