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上述决议中指出：“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地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决不能允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当然我们应对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给以严厉的打击，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党新的指示指出，不应当禁止小康的农民购买与出租土地，及雇用工人。为要发展生产，必须允许出租，与购买土地，雇用工人。自然地方苏维埃要监督这些行动，才不会使以前的封建关系和剥削复活。
公开信指出，关于土地的出租和买卖问题，“从第一次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出租法以后，我们没任何新的限制与增加，因为那里已经明白确切地指出：‘现在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土地的买卖，苏维埃政府同时应严禁富农的投机与地主买回原地。’”“关于雇用工人，那就更明白，党和苏维埃从没有禁止过富农雇用工人。”
以上所列种种，足以证明米夫文章中对富农的策略，与中共对富农的策略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博古还有更深远的忧虑，这就是实际工作中对富农的过火政策，将损害与中农的联盟问题。
因为许多党的地方工作人员，没有深刻了解党和苏维埃最近的指示，所以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包括把富农当地主打倒。对反动富农的判断，未估计到他在反革命组织中的地位重要与否，以及他在革命以后是否遵守苏维埃法律，而只看他在革命前参加反革命组织，就都当作反动富农没收。
对这类错误倾向，党“正作着残酷的斗争”，予以纠正。这既为中央局的查田运动第二次决议所明确，也“同时在党报上更加通俗与详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博古想通过上述途径引起全党警觉，防止和纠正富农问题上的各种“左”倾错误，同时进一步消除杨幼麟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疑虑和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