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坦言，“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而仅仅是列宁与共产国际指示的一种复述”。接着，公开信引用了列宁的几段话，反复论证两者的区别，并且指出，根据列宁的共产国际的立场，“我们党明显地提出，争取中国的苏维埃道路，反对殖民地的道路，这个问题，特别在最近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提得明显而尖锐”。
至此，公开信认为杨幼麟“应该明明白白自己问一下：到底什么叫作争取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难道这不就是把目前存在着的革命形势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么？”
公开信的第二部分说的是“米夫同志做的文章对富农的策略是准许他可以买卖租佃及雇用劳动，这与当前我们策略是否有不同的地方”的问题。博古以对照的手法，把米夫文章中的观点，和中共的相关主张及做法一一对照，说明两者对富农的策略并无二致。
米夫曾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书记，主管中国事务。他的那篇文章发表在《共产国际》1933年4月号上，题为《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该文译文则连载于《斗争》1933年第22期(8月15日)、第23期(8月22日)。涉及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公开信举出下述几处：
不迫切需要的地方，共产党提议禁止屡次分配土地。这个新政策应当使土地分配成为固定的，使农民能更努力耕种他的土地。
中共中央局在8月3日的《查田运动决议》中着重指出：“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形外，一般的不应该采取全盘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法，必须使已分配好的土地，在农民手中稳固起来。”八县苏维埃负责人员在查田运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亦着重指出：“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要分田。”
党提议不能无区别地完全没收富农的财产，只能没收参加反苏维埃活动的人们的财产，其他一切忠实分子可以自由在市场上交换他们的生产品。对此，博古公开信解释说：“所谓无区别地完全没收富农的财产，就是说消灭富农，这当然是很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