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坦言,“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而仅仅是列宁与共产国际指示的一种复述”。接着,公开信引用了列宁的几段话,反复论证两者的区别,并且指出,根据列宁的共产国际的立场,“我们党明显地提出,争取中国的苏维埃道路,反对殖民地的道路,这个问题,特别在最近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提得明显而尖锐”。
至此,公开信认为杨幼麟“应该明明白白自己问一下:到底什么叫作争取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难道这不就是把目前存在着的革命形势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么?”
公开信的第二部分说的是“米夫同志做的文章对富农的策略是准许他可以买卖租佃及雇用劳动,这与当前我们策略是否有不同的地方”的问题。博古以对照的手法,把米夫文章中的观点,和中共的相关主张及做法一一对照,说明两者对富农的策略并无二致。
米夫曾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书记,主管中国事务。他的那篇文章发表在《共产国际》1933年4月号上,题为《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该文译文则连载于《斗争》1933年第22期(8月15日)、第23期(8月22日)。涉及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公开信举出下述几处:
不迫切需要的地方,共产党提议禁止屡次分配土地。这个新政策应当使土地分配成为固定的,使农民能更努力耕种他的土地。
中共中央局在8月3日的《查田运动决议》中着重指出:“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形外,一般的不应该采取全盘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法,必须使已分配好的土地,在农民手中稳固起来。”八县苏维埃负责人员在查田运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亦着重指出:“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要分田。”
党提议不能无区别地完全没收富农的财产,只能没收参加反苏维埃活动的人们的财产,其他一切忠实分子可以自由在市场上交换他们的生产品。对此,博古公开信解释说:“所谓无区别地完全没收富农的财产,就是说消灭富农,这当然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