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博古、博古中央能让毛泽东的署名文章不时以重点文章面目刊发于其上，这是有案可查的。假如博古、博古中央存心排斥、打击毛泽东，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即使公开发表毛文，恐怕也是将它作为“反面教材”，加上重重的“编者按”处理。
博古其实是一个光明磊落、宽容大度、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的正人君子。他既坚持原则，又勇于承认错误和不足，并予以改正。
只是由于他太年轻(当时只有20多岁)，缺乏对国情的深入了解，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又囿于高度自觉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及政治责任的担当，他才出现种种误判误行。
在公开信里，博古不因杨幼麟来信的种种不当、不敬(如“用简单的体会式疑问的方法”提出问题，又不“公开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说博古文章里的文句太“欧化”，让人费解)而恼怒、怨恨。
他依然平心静气地和对方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且不忘时时设想对方的看法，以扩展讨论。
在信的最后，博古还诚恳地对杨幼麟说：“对于这个回答，如果你觉得是不能满意，那么请你直接地说明你的意见，而不必再提出一些外交式的疑问，因为这样，对于我们的讨论要更好一点。”
这表明，博古还准备和杨幼麟作进一步的讨论，直到他弄明白问题，消除心中的困惑为止。这就是博古———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的做派。
周恩来劝博古“交权”：老毛行 我们共同辅佐他
核心提示：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毛周朱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大不幸
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