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失去“首席”的风光，石原好歹成绩优异，是获得天皇御赐军刀的“军刀组”一员。按说这样一个人在日本军部谋份美差应该不难。然而由于石原浑身散发出那种怪胎气息，不出几个回合，他就在军部捞了个“正常人无法与之完成合作”的名声。毕业两年后，石原被“发配”到中国武汉华中派遣队当参谋，期满又被派到德国去留学三年，刚回来不久又被派到关东军去当参谋。从日本军部对于石原的这种安排中，不难看出上司们实在看他不顺眼，世界有多远，就让他滚多远好了。
不过，日本军部那帮老爷始料未及的是，对于石原莞尔的这种“发配”，无意中打开了整个战争的潘多拉魔盒。
一场豪赌成“民族英雄”
日本关东军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守护其在中国东北获得的满蒙权益所建立的卫戍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前，这支部队不仅力量弱小（人数只有一万人，是东北军的三十分之一），而且按照当时日本文官政府缓和对华关系的打算，关东军还面临条约到期后卷铺盖走人的尴尬前景。也正因如此，这支部队一度成为日本陆军用以打发不受欢迎军官的回收站，这种安排让关东军内部积聚了大量的“少壮派”军官。这批少壮派虽然郁郁不得志，却又偏要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积攒了一肚子的青春荷尔蒙无处发泄。恰在此时，石原莞尔如同一个火星，落在了这个火药桶上。
石原莞尔对中国的感情有一个奇特的转变过程，年轻时他曾信奉中日提携、黄种结盟的“亚洲主义”，甚至为辛亥革命搞过“裸捐”，毁家纾难帮着中国革命买枪买弹。然而在接触了辛亥革命后分裂的中国，尤其是被分配到关东军后，石原莞尔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编了一套鼓吹拿下东北的“最终战理论”。
所谓的“最终战理论”，就是东西方之间迟早要有一战。在日本抱有这个想法的人非常多，毕竟日本在近代也是曾被西方人欺负过的民族，肚子里也憋着一口恶气。石原认为，日本国土纵深太小，根本无法进行一场现代战争，解决方法是：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洲（中国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