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本来都是异军突起的，青云直上，忽然间形势大变，仕途无望，只好改换门庭，纷纷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和容纳他们的地方。
老实说，出现这种局面，实在不能怪“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争气。那一段时间，不少曾经最活跃也最出名的人，陆陆续续地，差不多都收到“不再担任”的通知。
某人离开中央宣传部，某人离开了人民日报社，某人离开了国务院研究室，就连那个大人物也好长时间不出来号召大家“寻找毛泽东”了。
然而这些人并没有绝望。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之后，他们实际上生活得都挺不错，没有散伙，也没有像“右派”们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屡屡遭遇的那样，被下放到遥远的乡下或者边塞。
想当初他们批判政治对手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丝毫怜悯之心，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算完事，现在看到自己虽然落在下风，却还能够安居乐业，就不禁在心里窃笑。
他们在京城的某个地方待下来，养精蓄锐，搜集着“1992年以来”（这是他们后来公开的一系列文章里特别爱使用的时间短语）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异端邪说和危险倾向。中国有个寓言，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是失意者不要沮丧，得志者也不要张狂。
这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正好给他们以鼓励。不错，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权力，但这正好可以让他们什么也不干，专门盯着那些干事的人。
他们眼光天生敏锐，又有在政治角逐中化险为夷的丰富经验。过去五年里，他们就这样卧薪尝胆，苦苦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就如同一个优秀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天地里找到制胜的先机一样。
“左派”这个称谓和它的实际含义，西方人是一定搞不明白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左派”都是坚持最激进的政治主张的一帮人，“右派”则趋向于保守主义。在中国，过去也是如此，可是最近20年，情形渐渐反过来，“左派”成了坚持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代名词。
1992年以后，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们跟政府携手合作的时候，“左”的人们却保持了距离。现在，世间已无邓小平，潜流涌到表面，形成新一轮纷争。公开的行动是由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