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北朝鲜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只能靠一边维持社会主义体制，同时推进经济上改革开放的中国式做法。”（p20）
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说：“为改善民众生活计，关注改革开放正当其时。”1996年前后，随着出入中国日益频繁，他痛感朝鲜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自由经济思潮在精英层中也有所抬头，在少壮派中不乏支持者。金正男抓住机遇，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胆试水，在平壤市中心成立了“光明星总会社”，尝试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革。
可殊不知，“改革开放”是父亲最忌讳的词汇，每每就此谏言时，必惹老人家震怒，遑论付诸行动。在金正日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
结果，金正男的改革尝试被定性为“资本主义扩大事件”，受到整肃，身边人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限制行动，正男本人则被迫离开经济部门，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保卫部（朝鲜的秘密警察组织）副部长，其用意再明显不过。
该事件使正男进一步意识到父亲思想的封闭性和朝鲜意识形态的执迷不悟，开始对国内环境感到失望，决心移居海外。
对于朝鲜今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可能性的问题，正男持悲观看法，“我觉得已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改革，经济的破产就在眼前；改革的话，又会招致体制崩溃的危机。而进退维谷间，时间就过去了。我听说，2006年，以张成泽氏为中心，曾认真检讨过导入中国式改革开放路线的事宜。”（p121）
言外之意，朝鲜改革开放已成“过去时”。
金正男对朝鲜两难困境的体察，显然是基于其海外经验，特别是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体验（1995年至2005年上海的发展对他刺激很大），其证言反证了海外舆论对朝鲜所谓“改革开放”的一个猜测：
改革开放确曾被权力“检讨”过，甚至有过若干试点（如新义州、开城特区），但最终被Pass了，乃至朝鲜至今没有出现中国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