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苏对峙态势初现。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参加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办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民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杜勒斯说：“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中的真实感人故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在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
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的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1947年，美国冷战教父乔治·凯南的那篇著名的8000字长电报《苏联行为探源》，堪称是美国战后对外战略的“奠基石”。凯南敏锐地发现，苏联高层的政治权力移交并不稳固。他在电报中说：“一种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给苏联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那就是把权力从某个人或一批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难以预测的局面。”当政治权力从列宁转移到斯大林手中后，斯大林用了12年时间才巩固这次权力转移的成果，为此，苏联“牺牲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余震波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克里姆林宫本身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可以想见，类似的不稳定以后还会周期性出现，而每一次动荡都是美国的机会。
苏联后来的历史印证了凯南的判断，苏联最高权力转移一再出现“难以预测的局面”，先是出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后来是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美国则趁机利用这些人大作文章，最终将苏联肢解。
凯南还注重观察和研究苏联政党和民间的问题。他说：“必须作出以下推论，即使是在一个像共产党那么纪律严格的组织里，在新近加入这个党的人和一班自我延期、盘踞高位的少数人(这些新党员绝大多数跟他们从未见过面、谈过话，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兴趣方面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