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愧为博古通今、融贯东西的大战略家。在打赢抗美援朝的大规模军事战争之后，立即意识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调整。抗美援朝战争证明美国根本不可能从军事上战胜中国，在双方都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也根本不可能与苏联发生军事对决，东西方的战略决战，必将转到经济和文化方面上来，所以，毛泽东一边提出加速工业化的口号，一边整顿思想战线，防止和平演变问题。
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当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更加意识到西方文化战略的危险。自20世纪60年代后，抵御西方文化战略进攻，始终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一直到晚年，他还写道：“凭栏卧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针对美国已经“政治挂帅”以及苏联事实上已经“鬼魂附体”的战略现实，毛泽东石破天惊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把广大第三世界团结在中国周围，同时，中国舆论战线全面开动。在冷战貌似平衡的军事对峙态势下，其实是美国文化战略在横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而美国的经济战略也在东南亚和日本等国家和台湾地区大获成功。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非常清楚，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只是完成了从西方列强和封建传统、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下把中华民族解放出来的任务，但并没有使已经被西方欺凌了百余年的中华民族，免于被文化入侵的威胁。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文化侵略是一种全新的“战争”，而中国所进行的“文化”防御，相对于传统的军事防御，也是一种全新的“战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这种高度的前瞻和预判，才使中国在1989年世界性的颠覆共产主义浪潮中没有翻船，从而避免了新中国的亡国命运，而东欧和苏联则无一幸免。
配合美国全球扩张的“第五纵队”，在东欧、中亚颜色革命中大获全胜。
苏联被打败之后，美国把战略征服的主要对手锁定为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三大潜在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