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父亲已不在人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撰文回顾说：“那时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民军领袖、南昌起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关向应、甘泗淇也在那里。
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相处，贺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习仲勋传》263页)
习仲勋说的和我父亲贺龙“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指的就是1947年7月到我父亲1949年10月离开西北，挥兵进军大西南那段日子。在这之前，他用了12年，从陕北的群众领袖成长为党和军队领袖集团中的一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猖狂进攻延安，他担任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在4个多月里，协助比自己年长15岁的彭总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至此，西北野战军扭转了整个陕北的战局，开始转入内线反攻。
1947年7月21日，鉴于战争形势突飞猛进，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将我父亲贺龙统帅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决定，由我父亲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中央作出这个决定，说得通俗些，是此后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我父亲贺龙统管后方，这样，前方与后方便达成具有战略纵深的一体化了。
因为经受战争反复摧毁的西北，土地贫瘠，存粮少，后援严重不足，边区的兵员补充和粮食、弹药供给，此时成了西北野战军转入大规模作战的瓶颈。加上后方机构庞大重叠，人员冗杂众多，工作忙乱无序，正在进行的土改工作又出现了严重偏差，如果不做此战略调整，解决后方机构重叠、效率低下，尤其是如何发动群众，生产和筹措更多粮食支援前方的问题，期待中更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将失去依托，难以为继。
前提是，我父亲需要把他从湘鄂西带来并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特别是被一个军事统帅视为生命的三个野战纵队交给彭德怀指挥，由战场指挥官改为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的粮草官；习仲勋同志也要撤出战场，回到后方与我父亲同甘共苦。但在党的决议面前，我父亲和习仲勋都毫无怨言，毅然赴命，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