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有关土改纠偏的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走群众路线，时间长，专注度高，巡视面广，领风气之先，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最难得的，是他每到一地，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
收到回电后，又把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思考和疑问，放到实践中去验证，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土地改革的特使和拨乱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党的关注。调查研究归来，他迅速与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政府三方领导层达成共识。
紧接着，我父亲和习仲勋，还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马不停蹄，各自带领工作组奔赴分区和各县纠偏。用我父亲后来的话说，纠偏如救火，他们是“追着纠”、“跑着纠”。到这年的4月，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
5 但是，原本大快人心的一件事，却让一个人从此怀恨在心，期待秋后算账。他就是在西北土改中率先推行极“左”路线的康生。
14年后的1962年秋天，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利用仅发表部分章节的历史小说《刘志丹》，对习仲勋发动突然袭击，诬陷他勾结小说作者李建彤，阴谋为高岗翻案，把习仲勋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位置上打落下来。
具体过程是，康生在会上交给毛泽东一张字条，毛泽东打开字条一念：“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康生立刻把这句话当做毛主席语录广为散布。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生是在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这个说别人搞阴谋的人，自己就是个阴谋家。
险些被极“左”路线杀害的习仲勋，为14年前在土改运动中反“左”纠偏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后背负16年冤案，先被贬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一个小小的副厂长，后在十年“文革”中又被关了8年监狱。
当1979年他获平反昭雪，中央决定派他去广东“把守南大门”时，他已经是个66岁的老人了，虽然中央很快让他接任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他奉小平同志之命，正是在此期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同志在中南海散步时，说出了那句让他感到欣慰，却让我们为极“左”阴影笼罩了中国几十年感到沉痛和辛酸的话：“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后来，他的儿子习近平也登上了政坛，他又对儿子掏出了肺腑之言：“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
2002年，当他以88岁高龄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陕西富平去，把他葬在故乡的青山绿水间。因为作为受到毛泽东称赞的群众领袖，他就是从这片苍凉大地走出来的。他爱这片大地，更愿回到这片大地上的群众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