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历史上著名的土改纠偏。因为新一年就将到来，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土地是群众的命根子，也是战争的命脉，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来年的春耕和秋收将受到极大影响，而且任由极“左”风潮蔓向全国，势必让战争后方大乱，以致断送前方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
尤其习仲勋在陕北土生土长，又最早在陕北发动和领导革命，熟悉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早在小河会议期间，他就注意到了边区土改中出现的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的错误做法，指出此种偏向必须得到纠正，不论这股风是由谁吹起来的，有着怎样的权威。
这里需要交代一段历史背景：1947年1月，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率队在晋绥进行土改试点，提出了一个所谓“化形地主”的错误概念，他认为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农。因为老区的地主富农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劳动者，所以必须“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够地主条件的，都属“化形地主”，并列入斗争对象，连破产了也算在其内。“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康生叫得最响并推向解放区的口号。
之后，土改工作团把这些极“左”做法和口号带向边区各地，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老百姓称为“大锅里煮牛头”。骇人听闻的是，当时在晋绥实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粪等肉刑，竟不下15种之多，结果把许多人查成了破产地主或富农。有些干部，只要与地主富农沾边，即被当成“石头”搬开。在如此高压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静乐大夫庄一次就逼死3个人。
1947年11月，为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西北局特地在阳湾大场内召开了一次布置土改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史称义合会议，虽然与会者对土改中的过激行为心知肚明，但那是主持过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康生搞出来的，大家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会议甚至把这样一副对联当成斗争原则。父亲和习仲勋因暂时难以纠正这种偏向，不禁忧心忡忡。
1947年12月下旬，父亲和习仲勋去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陕甘宁晋绥边区的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还有自己对边区土改和形势发展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会议结束时，新的一年已到来，习仲勋和我父亲兵分两路，我父亲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主持工作，习仲勋率领工作组直接到绥德、米脂县传达中央12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土地改革，开始从绥德地委着手纠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