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以后的两年零三个月里，我父亲和习仲勋风雨兼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反复在黄河两岸奔波。与指挥千军万马打仗不同，做机动性极强、消耗力极大的野战部队后盾，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整天在群众中穿梭，动员一切力量为前线服务。
而从边区向四周蔓延的战争，就像一棵大树，把无数条根须伸向后方：抬担架，救伤员，做军鞋，修筑工事，筹措粮草，运输各种军需物资，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奸细，动员参军，接受和改造俘虏……哪方面都不能懈怠，不能耽误。前线和中央机关向后方要人，要粮食，要子弹，一个命令下来，第二天顶多第三天就必须送到。
然而，在极短的时间里，父亲和习仲勋运用他们驾轻就熟的指挥艺术，迅速组织了两万游击队和十万民兵，像天罗地网般撒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拔敌据点，伏敌车队，夺敌给养，缉查敌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边区遭受连年大旱，农业歉收，财政经济困难，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是决不能延误的事情，可青壮年都上前线了，乡村只剩下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劳动力奇缺，那就精兵简政，紧缩开支，调整学校课程，把从机关和学校挤出来的工作人员全部赶下去种地。
当然，与一切群众工作比较起来，为前方筹集粮草，输送军事物资，是十万火急雷打不动的第一要务。部队打到哪里，粮食就要送到哪里。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6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两万人。8万人每月需要粮食一万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
在父亲和习仲勋主政后方的头半年，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直接打来的催粮电报就多达20多份。两人睁开眼睛，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催粮和运粮。为保证前线不断粮，父亲和习仲勋不惜从边区仅剩下一个正规旅的部队中抽出两个团，专门去做买卖，把边区的土特产贩往国统区出售，换回战争急需的粮食和物资补充部队。父亲交代，这两个团从敌占区弄回来的给养，在陕北我方无论碰上哪支部队，可就地征用。
晋绥是父亲经营多年的老地盘，比陕甘宁富庶一些，父亲利用自己的威望，从老根据地群众中一年征得的军粮，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战斗多年，经略多年，熟悉每个区县的民情、社情和土地的收成，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他深入绥德、米脂、清涧一带征粮，亲眼看到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那点粮食送给部队，有的还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来，连夜炒干充当军粮。
在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当年曾跟着他闹红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干面，心里非常难过，急忙把坚壁在后山的5升麦种、3升豌豆种取回来，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捎到延安送给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