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夏准
因此，根据购买力平价（PPP)所构建的“国际美元”标准，富国的人均收入将低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收入标准，穷国的收入则高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收入标准。相应地，就欧美富国而言，按“国际美元”标准的人均收入也取决于劳务提供者的工资：以美国为不变标准，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将大幅度下降。由此，美国人用其收入可以购买到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因而人们往往会感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
新的问题是，美国人的实际购买力为何如此之高呢？直接原因就在于，美国存在大量低工资的制造工人和劳务人员。进而，美国的底层工资为何如此之低呢？这又在于美国社会存在大量来自穷国的移民。正是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底层工人的工资比较低，工作条件也更恶劣，从而在美国打车和吃饭都要比在其他发达国便宜。相反，其他发达国家中缺乏这样的移民，工资就比较平均；相应地，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就相对较高，这提高了服务品价格，并降低了本币的购买力。
事实上，如果在瑞士日内瓦打车，一段8公里长的路程大约需要花费35美元，但同样的路程在美国波士顿只需要15美元。同样，在挪威奥斯陆，吃一顿饭大约需要花费100美元，而在美国圣路易斯不会超过50美元。
张夏准说，“美国民众（与其他富国的民众相比）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购买力，主要得益于不少美国人仍处于贫困状态，工作没有保障感，这在服务业尤其如此。美国人还比其他竞争对手国家的民众的工作时间更长。而且，在每一工时中，美国人的收入比起好几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明显偏低，即使是在购买力方面也低于它们”；[2]进而，“相同数量的美元之所以在美国要比在其他富国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服务价格比其他国家更低廉，这主要归功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和恶劣的就业环境的存在。”[3]
问题是，在这种环境下，尽管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大效用，但这却是以出租车司机或者餐馆服务员的较低收益为代价。这意味着，尽管美国有更高的平均收入，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的所有国民都比其他国家的国民过得更好，这与具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
当然，移民也存在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不同的。一般地，要理解移民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少需要作两类移民的细分和考察。
（1）就低层次的劳务移民者而言，他们为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生产劳动，拉动了商业和餐饮业等的增长。事实上，这些低层次的移民所从事的通常是那些需求量很大但劳动力供应很小的行业，因而不但与本土美国人构成不了竞争关系，反而会形成互补和分工。
譬如，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美国的200万农场工人中，至少一半是非法移民，这些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为美国农业创造了高达300多亿美元的产值。[4]正因如此，农业一直是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迄今依然是世界上第一大农产品及其农农副产品出口国。同时，大量移民进入了低层次且低报酬的服务业，从而促进了美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正是这些低层次移民的大量存在，使得那些技术行不强的行业和岗位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不仅使得美国人可以享受物美价廉的服务和农产品，也可以使相关行业的企业得以扩大生产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