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俄战定，两强势力分布南北，一以哈尔滨为中心，一以旅顺大连湾为根据，囊括席卷，视同固有。名为中国领土，实则几无我国容足之地。且其开拓展布，有进无退。恐不数年间，而西则蔓延蒙古，南则逼处京畿，均在意计之内。盖根本既定，则以高屋建瓴之势，破竹而下，固地理形胜有以使之然也。事实至此，犹不亟图挽回之术，则此后大局益将无可措手。”(33)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面临的严峻危险局面。而清政府对东北的传统统治，二百多年期间没有什么变化，弊端百出，既不适应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更不适应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急迫局势，东北地区统治体制的根本改革，势在必行。
适值官制改革，清廷借官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袁世凯的权力被削弱了许多，在中央的各项兼差被迫辞去，北洋六镇兵权被剥夺。袁世凯心灰意冷，曾有亲赴东北别开一番天地的想法。有人记下了袁世凯的这一心理和活动：“官制改革之后，枢臣惟留庆邸、善化二人。项城见之，益有协以谋我之惧。自请开去八项兼差，居恒不乐，经冬足不下楼。时东三省事益迫，杨杏城侍郎说之往东北，项城心颇动。”(34)
清廷也确有让袁世凯督东北，以加强对东北治理的想法。《盛京时报》曾刊登了这一消息：“京友函云，去腊官场盛传政府拟调袁慰帅为东三省总督，以全国财力、全国人力整顿满洲等语。查去腊政府有此意。但闻慈意未允，谓前因李鸿章离去北洋，故有庚子之祸。今调袁他往，恐有意外，故袁慰帅督辽之说恐不果行。”(35)
袁世凯虽然没有外调至东北，对东北亲自治理，但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对东北主权与利权的维护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后来保荐北洋集团的一大批成员前往东北，以加强东北的统治力量，更具有积极意义，应该给予肯定。XL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