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谈判的情况，参与谈判的曹汝霖后来回忆说：“后商旅大租借权问题，袁全权说，应将俄国已享之年限扣除，为日本继承之年限。小村(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引者)略有辩论，即同意袁全权的意见……后袁全权提议铁路附属地，日本人经商应有范围，驻兵应有限制。驻兵目的为护路，不能随时增加。小村谓虽为护路之用，亦有保护侨民之任务，故不能加以限制。袁全权谓保护日本侨民，中国同负责任，何必多派兵……”(30)
对于袁世凯在谈判会议中极力维护中国主权的主张和行为，日本方面大为不满。会后，小村对曹汝霖说：“此次我抱有极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极力让步，我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见识眼光，对于中日会议后，本想与他作进一步讨论两国联合对抗俄国之事，不意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时咬文嚼字，斤斤计较，徒费光阴，不从大处着想。”(31)
从日本人的反应来看，袁世凯在谈判中确实为维护中国权益使之少受侵夺做了努力。曹汝霖的回忆，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所载会议记录(32)是一致的，因此是可信的。
尽管袁世凯在中日谈判中极力维护中国权益，使之少受损失，将日本的权益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日本从来是不讲信用的，条约对其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尤其是日本以打败俄国后以“示恩”于中国自居，对中国步步进逼。不久日本又与俄国和解，日、俄协调一致，共谋侵夺我东北权益，引发东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
关于东北危机的情形，如后来徐世昌等在考察东北的上奏中所说：“东三省比岁以来，叠遭变故，创巨痛深，为二百余年所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