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这样一个隔三岔五就要病一次，一病就要七八天才见好的孩子，父母亲要花多少精力在他身上。特别是已经有三个孩子因为体弱多病而死，那么他们对这个“硕果仅存”的孩子又该是怎样的操心和劳神？皇帝因病连续一个月不上朝，这并不少见。但连续两年不祭天，在嘉靖朝之前的明朝却是前所未有。
即使是不守规矩的正德皇帝，也只是因为正德十五年南巡滞留南京而耽误了一次，尽管因为在淮安落水，一病不起，但回到北京后还是补行了第二年的祭天礼。可见这祭天的重要性。因为皇帝自称天子，俗话说“君权神授”，你既然是上天的儿子，如果连祭天这样重大的事情都不亲自去做，皇帝也就缺乏基本的为人子、为人父的品质了，这皇位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
所以《大明集礼》中有“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的戒条。皇帝不祭天不事天，就是大不孝。你皇帝如此不孝，还指望臣民为你尽忠吗？所以嘉靖皇帝要一再声明不是自己不想亲自祭天，而实在是身体虚弱，无法成行。事实上，嘉靖皇帝既然是以“议礼”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那么在祭天的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不但不含糊，而且积极性特别高。
从嘉靖元年到九年，当时还是每年的孟春同祭天地于南郊，嘉靖皇帝每次都是亲自为之。但当在“大礼议”中挫败了杨廷和等人之后，嘉靖皇帝便更热衷于改革礼制。于是在嘉靖九年，他力排众议，恢复洪武初年的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所谓天地分祭制度。他的理由是，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所以都要分开祭祀。其实这分不分开，都是最高统治者一句话的事情。明朝建立的时候，天地是分祀的。
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所说的理由则是父亲和母亲本来就应该生活在一起，怎么能够分开呢？就这一句话，合了。而现在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一句话，就分了。忙碌的却是为皇帝的决定提供依据的礼部官员们。他们引经据典，吵得不亦乐乎。皇帝一句话，就是结论，于是大家都称赞他的决定才是最英明的，并且乐此不疲地为这个英明决策寻找理论依据。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就得做。所以在嘉靖九年及此后的嘉靖十年、十一年的冬至日，嘉靖皇帝都亲自到南郊祭天。但嘉靖十二年、十三年的冬至，都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亲自祭天，所以，造成的舆论压力就十分大。所以他要反复作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