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说，中美需要考虑一场高强度的、长期的、不可控的和具有毁灭性的，但并不明朗的冲突的可能性。如果战争以某种方式爆发并且双方都面临这样的前景，那么就不一定能促使他们通过协议停止战争。历史并不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对手间陷于惨烈而具有不确定性的战争中时，会同意尽快结束战争，即使那样才是理性选择。因此，常规力量中固有的自动性和不稳定性给予了政治领导人去检查、质疑、批准和复查一个作战计划的重担。
由于政治领导人会在由军事指挥官提供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战争都有可能是高强度或低强度的。因而我们考察所有四个案例。与此同时，一场长期低强度战争看起来更有可能由最初的低强度战斗引起，而非由高强度战斗引起。与此相反的是，一场高强度战争随着战争的持续依然会维持其高强度。毕竟，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暴行，战争伴随着暴行，甚至或多或少地使其膨胀。当然，不能排除一场战争激烈开场，而后又因双方均推断自己无法取胜，需要减少损失却又拒绝让步而使战争降至更低强度。
美国却增加了短期损失；双方长期损失的差距会缩小
领导人在决定战争强度及持续时间时面临的最麻烦的权衡是战争的代价和失败的代价。前者会促使限制冲突即使这意味着丧失优势；而后者则会促使用尽必要手段取得胜利，包括加剧、扩大和延续冲突。举例来说，美国也许有充分的自信认为它在对中国的高强度战争中能获胜，但面对如此沉重的代价它会更倾向于限制战争并接受没有取胜的结果，尽管获胜可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中国也许会认为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对美战败的代价如此之高，但它仍然能够承受一场高强度的，也许还是长期的战争的代价。从广义上讲，随着双方对明显的胜利的预期在下降，在未来可能的战争案例中双方都会更加重视战争的代价，这正是双方都必须谨慎思考战争会带来什么结果的原因。
冲突的代价主要是其强度和持续时间的作用的产物。最少的代价，很明显来自于短暂的、低强度的战争；而代价最高昂的无疑是长期高强度战争。代价的类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起初，军事损失是主要的；一段时间后，经济代价会扩大，而军事损失会随着军力的损耗而减少。国内政治约束和压力也许在一开始就发挥影响了，但这些因素可能会得到加强并在军事和经济损失不断攀升时改变领导人的选择。类似的，国际反应及其不确定性--如警告、谴责、反对、政治支持、物质支持和盟友变化等--会随时间延长和强度增大而越来越严重。
冲突的代价主要是其强度和持续时间的作用的产物
用强度和持续时间作为描述战争类型的主要变量意味着会有四个案例模型：短期低强度、长期低强度、短期高强度和长期高强度。（其他可能性不纳入考察但会间接涉及。）每一个案例的假设如表2.1所示。
需要再次说明，决定一场战争自开始时是有限的还是高强度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领导人是否为其军队进行反击进攻开绿灯。我们可以从制度性和理性这两个角度来推测是否会保持战争是有限的。美国在原则和实践上确立了由文职官员掌控军队。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主席认为需要加强对解放军的控制，但我们无法得到有效的信息来预估中国的文职领导们和将领们在战时是如何指挥命令军队的。尽管双方都有足够的制度保障，但战争的逻辑是不拖延战机才是有效的，因为犹豫会导致行动的损失和不利条件过大以至于无法完成任务，所以最安全的选择应该是迅速发动对敌方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