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当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9期第59页）
5月2日，张国焘发表的《告国人书》称：“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
张国焘认为共产党仅是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实际上“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图发展……抗日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这些话由他说出来，起到了对立彼方无法起到的作用。
张国焘初到西安之日，与蒋鼎文作了一番深入长谈，提供了现时中共对付国民党的相关政策和手法。
为消除张国焘出走的负面影响，中共果断采取相应措施，毛泽东特别重申组织纪律：
（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要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