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如文强等军统旧人，也留下了大致相似的说法。时至今日，在很多严肃的史学著作中，戴笠与胡蝶之间的“艳史”几乎已成定案。如美国学者魏斐德关于戴笠的名作《间谍王》，即依据上述材料（主要是沈醉和黄康永的回忆文字），认定“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⑥
二、辟谣：杨惠敏的被捕，与传言中的“戴、胡艳史”毫无关系
以上种种回忆文字，构筑起了一桩看似“完整”的“戴、胡艳史”。但其实每个细节都经不起史料的推敲。先说胡蝶的行李被劫与杨惠敏的被捕。
戴笠
（1）杨惠敏带了杜月笙的电报去找胡蝶，胡蝶答应回大后方
杨惠敏当时是军统中人，在日军控制下的香港从事秘密工作。据其晚年回忆，1942年8月，她是带了“杜月笙先生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去找胡蝶的：
“我仍然一副小鱼贩的打扮。找到了胡蝶的家以后，我小心翼翼的从后门叫卖小鱼，有个胖胖的老太太出来，她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从重庆来的’，我对老太太开门见山的说。 她表示了惊慌与怀疑。老太太不停的打量着我的身份。”“一会儿，胡蝶小姐亲自出来了 ，她招手请我进屋。胡小姐神态自若，从容的问我一些话，我道明了来意，把杜月笙先生从重庆打来的电报给她看。”“她的个性似乎很爽快，她告诉我，决定即时回到大后方去，与全国军民共赴国难。”“我告诉胡蝶小姐，因为逃难并不等于搬家，每个人最多可携带两件行李，假如行李太多，是没法搬动的。说完，我就走了，因为胡小姐寓所附近，有许多密探，我生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