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同年，王必成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五年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从此，两位老战友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个人感情深厚，工作合作默契。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使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许世友看不惯社会上的恶劣风气，向军委请假，到大别山深处休息养病，以后又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中南海保护起来。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等负责。
造反派多次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迫于无奈，王必成等人接见造反派，有时话讲得并不错，但被造反派改头换面，加以歪曲；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有时也难免说几句错话。在大别山或中南海的许世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南京军区的诸多事情了如指掌，加上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结果对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态不满。
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立即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名。曾任许世友的秘书、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写道：
许司令在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待军区“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司令一看就火了，对我们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主官离位，王、林、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许司令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把王必成等人保护起来，住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一年多。1969年12月，王必成被分配到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调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