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处议论了这个问题。冯文彬特别说，陈云同志的秘书王某也认为需要写篇文章批驳这种议论。冯说，文章要求说明，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谨慎谦虚，现在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是一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我对写这样一篇文章持保留态度。因为一则，华本人已主动提出辞呈，按情理不宜再写此文；再则，文章不能指名道姓，一般化的批评反而容易阻塞言路，显得没有器量。因此我颇费踌躇。但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动态组’写这篇文章。我于是请研究史学的孙长江执笔试一试。
为了选择适当的角度，文章停停写写，一直拖了几个月。勉强写成后，经‘动态组’集体讨论，然后由我审查签发，以《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为题，刊登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理论动态》282期上。
这篇文章我事先没有向胡耀邦报告，因为据冯文彬告诉我，此事已在书记处会议上议论过。文章刊出，冯文彬又没有同我商量，直接将文章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又转给了新华社，准备报纸刊登后向全国播发。不几天，冯文彬找到我，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一个不祥的消息，说：有人将这篇文章送到上头去了，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场误会。陈云为此直接责问胡耀邦。胡摸不着头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冯文彬说完等我的回应。我什么也没有说，转身离开了他。对这种事我能说什么呢？
事后获悉，这篇文章是被一位经手的大概具有特殊嗅觉神经的人上送胡乔木、邓力群，然后又到达陈云手里。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就此成立。（这里特别提一下，上送文章的人不久果然很快升了官，真可谓‘立竿见影’！）”（吴江：《十年的路》第117－119页）
这是吴江讲的情况。下面讲我接触到的情况。
我住在中央党校大院北边最后一排房子，房后不远就是围墙。冯文彬住在前面，隔开两排房子，是甲级楼最前一排。我们每天早晨都锻炼身体。我在路上跑步，冯由夫人陪同在路上散步。地方不大，来回都会碰面。大概是四月间（不是吴江说的二月间），有一天早晨碰上冯，他叫住我说，有一种说法，在第一线实干的人是不谦虚谨慎，不干什么实际工作的人倒是谦虚谨慎，你们《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大意）。上班后，我立即向吴江汇报了冯文彬的话。这样，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大概过了两个多星期，那天早上，我骑自行车上班，经过冯家的门口（这是每天必走的路径），他在门口呼叫：沈宝祥！我下车到他那里，他问，那篇文章写了没有？我说，我已经向吴江同志汇报了，写作情况我不知道。冯说，这是陈云同志的话，你们要赶快写。我一听是陈云同志的话，就觉得这事重要，到办公室后，立即给吴江打电话，汇报冯的话。这也引起了吴江的重视，大概很快就将这个任务交给孙长江了。吴江说，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他们是否还通过电话，或另有接触，我不知道。我记得孙长江很伤脑筋，来找我们问，这篇文章该怎样写，我们进行过议论。吴江说，“拖了几个月”，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是抓得比较紧的，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