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靠着变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他带着毛泽覃等人乘船从水路抵达广州。8月，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是同学，还做了他们的班长，曾因林彪枪支走火跟林彪打过一架。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不久，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文强与当时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一样，成为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跨党”学生之一。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除周恩来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均给文强上过课，他们对于坚定文强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共分裂后，文强毅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一名宣传员。9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外，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革命信念还是坚定的，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1928年春，他用母亲给的另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正当文强旅费用尽灰心丧气时，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才干得以施展，一步步登上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7年后，在文强再次遭遇挫折、走投无路时，已变身“国统”特务的廖宗泽再次出手相助，这次却是将他推上了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