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要角逐公职的人士都必须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是私生活不复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隐私都将曝光于世人面前。但只要是人，都会有七情六欲，有弱点，有过失。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只要从政，则一切都被道德化，完美化。二是选举期间激烈、不择手段的攻击和各种阴谋陷阱。
2017年法国共和党刚刚通过党内初选推出前总理菲永为候选人，就被媒体曝光菲永担任议员时雇用自己的太太和两个儿子担任助理的丑闻。虽然此举并不违反法国法律，但却在道德上被重创，形象大损的菲永支持率随之下降。菲永指责这是左派发起的“体制政变”，把选举从政策之争扭曲成私生活的攻击。
第五，尽管西方无法选出优秀的人才，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对有限政治人才还存在巨大的浪费。
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 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总之，一人一票制度下对大众趣味的迎合、程序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不以能力大小为标准、扭曲的选举过程、无法从全国使用人才，造成了西方制度人才的逆向淘汰。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屡屡犯下如此之多的低级严重失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方之所以同时面对如此之多的危机而且迟迟无法化解，除了体制性人才逆向淘汰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把一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推向极致，形成僵硬的教条，限制了整个社会的改革能力。其实西方奉行的许多价值观之间是有张力的。如自由与安全。自由绝对化，必然是以安全的下降为代价。公平极端化，必然会牺牲效率。正确的做法则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在各种价值观之间进行平衡。假如恐怖袭击是头号威胁的时候，就要压缩自由。当经济处于危机之时，就要以效率和发展优先。
事实上，在如此之多的危机面前，西方并不是没有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