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
接着又出现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要“蒋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
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于3月、6月分别在香港、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被日方列为“桐工作”，称“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当然应该理解当时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困难局面。也不能说与对方接触不包含权宜之计而都是出卖与叛变。毕竟国民政府苦撑到了最后日本投降。毕竟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的文稿中6次提到“弱国”。当时所说的“弱”，是指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至于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则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承认。
8年抗战也好，14年抗战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虽然有“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张北事件”“七七事变”，但没有一个事变使国民政府痛下决心与侵略者彻底决裂、撕破脸皮正式宣战。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中日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该怎样了结？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警告美国人时讲过一段话：“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