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1969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内忧外患交织。“文革”造成的严重混乱使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虽然中共“九大”结束后，在“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下做了消除派性、制止武斗的大量工作，但严重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在南面还要继续支援越南进行抗美战争，在北面又实行全面备战，国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
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中国需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在国际上争得重要地位。但这时的中国并不十分了解苏联的真实意图。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深入讨论，最后决定：一方面“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面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争取主动。外交部所拟的备忘录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此情况报告毛泽东后，他批示道：“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中国打破僵局，接受苏联的请求，做好了接触和谈判的准备。
当中国同意柯西金“途经”北京的消息发给苏联方面时，柯西金已返回苏联中亚的塔什干。可是柯西金不嫌麻烦，仍乘飞机折向东方，于9月11日到达北京，同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周恩来同柯西金见面时，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还指出，在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柯西金当时表现出争取和解的态度，向周恩来保证说，苏联没有对中国发起核袭击的打算，并承认两国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没有必要为边界问题打仗。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达成一些谅解，主要是：举行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以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为保证谈判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首先要达成一项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