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丁盛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8月，我所在的四野第48军解放赣西南地区后，军主力奉命就地驻防剿匪。这里是丁盛的家乡，当地一些群众向我提到他，我才知道有个丁盛。此时他是45军135师师长。1960年，丁盛率由44军和45军整编而成的54军主力在西藏平叛，恰巧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才第一次见到他，并有过短暂的交谈。1968年春他从新疆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年多后任司令员，我先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长，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才与丁盛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係。
我从1951年开始做秘书工作，1953年调中南军区司令部。几十年间，除当过几年作战参谋外，一直在秘书部门围着领导转。几十年的秘书工作经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领导干部的活动，从工作到私生活，很难逃出一个尽职尽责的秘书或秘书部门的眼睛。以我对丁盛的了解，从一开始我就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深感怀疑。及至看了他的“罪证材料”，更感到难以令人信服。
1988年8月，我回山东探亲，在烟台意外地与丁盛夫妇相遇。他们住在一个老战友的孩子家。我与丁盛进行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定案材料中讲，他曾于1976年8月8日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讲，60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激动地说：“根本就没这回事！60军是我到南京之后，为了战时加强长江口的防御，经我提议，报中央军委批准，才从江北调到沪宁线的。如果我指挥不动，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如果不是心存偏见，应该承认丁盛讲得确有道理。
定案材料又讲，“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听了丁盛关于他指挥不动60军的谈话之后，便给他们控制下的民兵突击下发了大量武器弹药，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材料的炮制者竟然没注意到，1976年12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早已认定“今年（1976）6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可见此事早在所谓丁盛关于60军的谈话之前两个月，“四人帮”就已作了决定，现在却又扣到丁盛头上，露了大马脚。这种造假水平实在太低，用一句山东话讲，是顾头不顾腚啊！
听了丁盛本人的陈述和研究了若干材料之后，我感到对他的定罪材料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破绽百出；而且对丁盛这样处理，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我有责任帮他把此事弄出个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