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与张爱萍
有一次，来人闲聊，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父亲愤然斥道：
“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
人家对他说：现在社会上都这样。他回答：“我们是干什么的？是搞原子弹的！能和人家一样吗？”
人家又说：首长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父亲大怒：“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他愤愤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说：“现在就把他从我这里撵出去！”
父亲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说着说着，又愤愤起来：“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
想了想，他又补上一句：“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满座皆惊。
但他已无力回天。党政军经商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一段时间内，整个军队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
到过海南的人，不会不对公路两侧标有“八一”军徽的加油站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很多城市里，通信兵经营传呼服务的广告，军办旅店、餐馆、酒吧、卡拉OK屋，随处可见。军队也迅速进入了资本运作的领域，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还参与一些非法牟利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下冒出了许多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对部队而言，除去申请需要时间外，无需成本。当这一情况引起交通警察的注意后，干脆将自己的士兵连同军车一起出租，这就正应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句话。
随着军队下海的深入，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也越发复杂了。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军队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在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上，军队必然会冲锋陷阵的。工商、税务、海关、森林部门的检查，奈何于我？
但问题还不仅止于此。父亲常会说的那句话：“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真正要命的是内部的腐烂，机制上的变化。市场和战争能融合吗？公司的机制正在替代军队的机制。战争要求军队的是绝对的服从，而市场要求的是等价交换。国家安全是军人的使命;经商使各部队都变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一旦有了切身的经济利益，各单位都希望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谁也不可能掌握全局的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军办的经济实体，有多少官兵、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又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它们的盈亏情况如何，经商所得如何分配……
“允许军队经商，是严重的失职！”
即使在当时，这一现象已引起了许多高级将领的警觉，军委、总部和各级领导机关也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据迟浩田回忆，1986年6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谈党风的座谈会上，当时还是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他，发言后，爱萍同志当场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两句话：“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
后来我和父亲回忆到这件事，他说：“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
迟浩田还说，我到总参工作后，爱萍同志那时已经退离了工作岗位，他专门把我约到家里，对我说，要以史为鉴啊！
以史为鉴，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父亲说：“你们读岳飞的词《满江红》，有一句注意到了吗？‘靖康耻，犹未雪’……”
这是怎么回事呢？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面对一个西夏小国，也是屡战屡败。金兵入侵时，中央政权失控，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小说《水浒传》，就刻画了张团练、张都监这样一批人，他们既是军队、政府的官员，同时也是“快活林”酒家恶霸蒋门神的合伙经营者和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者。
父亲说：“富国不等于强兵。但愿不要等到那一天，也像岳飞那样，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了！”
迟浩田后来对我说：“你父亲说了一句话让我震动：饮鸩止渴！”
迟浩田后来撰文《为人顶天立，豪气逐风云》，记载了与我父亲谈话的内容。
十多年后，1998年7月22日深夜。军委江泽民主席提笔写了封信：“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父亲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
“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父亲曾和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和小平同志汇报完工作，闲聊了两句，小平同志说了句话让他久思不解。父亲说：“小平同志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
“我不明白，我怎么不懂政治了？75年，‘四人帮’那样嚣张，我妥协过吗？”
我说，你是个军人，军人热衷于搞政治，不就成了政客。
父亲说：“胡说八道！”
我还是想说服他：小平同志能当着你的面说，我看，他是太了解你了。
父亲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还是前些年，在中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文化大革命”，总的精神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可他说：“‘文革’给党带来的灾难和教训，能这样就完了吗？”
会上有的领导同志说，“文革”中我们每个人都挨过整，但我们不也都整过人家吗？他呼的一下子就站起来，指着人家说：“那你说，我整过谁？”回来后，他还愤愤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相互整，党就更应该痛下决心了！”
我把这些陈年旧账，一一给他翻倒出来。
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讨论候选名单时，军队组的许多同志提出，政治局候选名单中，为什么没有张爱萍同志，既然要他进军委班子，而且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照例应该是政治局委员啊。胡耀邦同志来军队组参加讨论，他解释说，当时在拟定候选名单时，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军队占的比例大了。当时秦基伟说，都嫌军队人多，那我可以不进嘛。胡耀邦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爱萍同志应该进政治局。不过这件事要请示小平同志。我现在就去。不一会儿，他回来说，小平同志要我向同志们解释一下，他的意见是不要再动了。
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得到证实。他说：“胡耀邦同志和我谈过，还特地提到小平同志说的话，你们不了解爱萍，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他对当不当政治局委员兴趣不大，而对邓小平评价他的这句话倒很在意。他深有感触地说：“他是知道我这个人的。”
可我们年轻人不这样看问题。他说：“政治局是什么？是领袖！党的领袖！毛泽东、总理、少奇同志、任弼时、彭老总，还有老帅们……我们这些人，只是做具体工作的。”
我反驳他，你说的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就你这脾气，什么事都较真，明摆着是怕你进去搅局嘛！
这回真把他给惹恼了，喊道：“不知耻！叫你进，你就进啊？自己有多大点本事，有多大点贡献，还不知道吗？位置再高，不干事，还不是照样挨老百姓骂！”
看着默默在吃饭的父亲，我想：像父亲这样一个很透明、很率直、很孤傲的人，在党内能做到这样高的位置，实在是个奇迹。实事求是地说，党内最高领导层的人，还是了解他，器重他，信任他的。
他好像愈加不入流
1989年，为庆祝建国40周年，国防科工委编辑了一本纪念册，文图并茂，特邀父亲为此撰文。父亲发表了篇《回顾与寄语》。这时他已经退休，他要“寄语”什么呢？他对代笔的同志讲了四条：
既然是个叫花子，就要随时准备好一条打狗棍;文章发表时改为“居安思危”，好听得多了。
告诉他们，等着国家富了，再拿钱去买人家的武器，那是一条危险的绝路！文章发表时改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
他接着说，不要把我的“统一领导组织下的大力协作、联合攻关”的提法，改成横向联合，互利双赢的商业语言。文章发表时改为，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管理，同心同德，大力协同。
最后转告我的同志们，商品社会了，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卖了！文章发表时改为，发扬为民为国的无私奉献精神。并把它作为第二条。
我说你讲的不错，但不像是寄语。他厉声道：“我这是警告！”
他好像越来越不入流了。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有了钱，吃饱了肚子，一切都能办了，也好办了。有些是必须付出的，是必须牺牲的，也许，这就是改革的代价。
若干年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和改革，应该是协调的，经济第一固然不错，但也要兼顾环境、兼顾国防、兼顾资源的保护和节省;兼顾净化社会环境、兼顾公平与公正。为了搞钱，无视腐败、丢掉信仰、扩大贫富矛盾、一切向钱看，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搞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