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博古回国。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出于对中国革命现状的估计过高，李立三于这一年6月11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何子述、王稼祥等一一发言，矛头直指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最后，王明做了长篇发言，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
原来，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野心勃勃，早就想取代李立三，便事先与博古等人商量好，借机发难。
博古
然而，大权毕竟还是掌握在李立三的手中。
几天后，向忠发出面找王明、博古等人谈话，宣布对他们纪律处分，这反倒使博古跟王明贴得更近了。
几个月后，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王明立即得势。不久，中共中央迫于米夫的压力，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与他“共患难”的博古自然受到重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随后，王明在远赴莫斯科前，把博古推上了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宝座。
王明让博古负总责，而不让他担任总书记，可谓用心良苦。其一，博古既是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分子。其二，博古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资历浅，斗争经验少，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又忠心耿耿，这非常有利于王明遥控指挥。其三，王明一旦从苏联回国，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总书记这把交椅。
于是，博古在中共党史上创下了两项迄今未曾打破的“纪录”：第一，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跃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二，他当时不过24岁，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人称“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是这样介绍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