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双方已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为他取名“和平”。和平刚8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我们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如此一来，孙子、外孙、侄孙们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20人。
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
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400多元。在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外，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朱琦病逝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在家休养。1974 年6月的一个周一，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赶回家，他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朱琦走时，只有50多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