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就高智商和高学历的技术移民者而言，他们为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增添了新鲜血液和力量，也为美国节省了大量的教育和培训费用。事实上，移民美国的成年人42%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约23%具有硕士学位。[5]因此，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出生于国外的移民，大学教师中移民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近期，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的调查报告就称，美国有35.5%的技术创新者是移民，另有10%是在美国出生但父母至少有一人来自其他国家。[6]显然，正是这些外国科技人员的流入，大大促进了美国的科学科技进步和提高了美国的总体生产力水平，并且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在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90年代，硅谷中24%的企业是由外国出生的工程师创建起来的。[7]
最后，需要指出，移民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不仅在于提供了不同层次的劳动力，而且也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资本。事实上，移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凭借投资移民的富人，他们将在母国通过正当和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和资本带到了美国，不仅扩大了市场需求，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例如，2012年，投资移民为美国GDP贡献了33.9亿美元，创造了超过4.2万个工作岗位。[8]美国政策全国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则显示，截至2016年1月1日，全美87家资本逾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中，有44家(占51%)创办人是移民，这44家新创公司资本总价值达1，680亿美元。[9]此外，由于移民大多是年轻人，这不仅会降低人口抚养比，为经济增长注入人口红利；而且，他们所交的税收增加了美国的财政收入，他们所交的社保维持了美国的福利保障体系。
三、美国收入为何如此分化：外来移民的消极作用
世界各地的移民之所以大量涌入美国，根本上在于美国相对宽松的移民制度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相应地，美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往往也被视为充分展示了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
张夏准就写道：“从美国模式赞赏者的角度看，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允许人们无限制地进行竞争，并对赢家进行无限制的奖励，而且不会受到政府干预和平等主义文化的掣肘。因此，该制度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可以随时雇佣和解雇工人，并允许企业自由灵活地处事，因而使企业更具竞争力，这样，企业就可以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快地重新调动并有效地利用工人，以及快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在企业家得到丰厚回报的同时，工人不得不快速适应变化，因此，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确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
“但是，拥护该制度的人认为，即使成为游戏中的输家，他们也会甘心情愿地接受这种结果，因为考虑到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很高这一因素，他们的孩子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托马斯·爱迪生、摩根或者比尔·盖茨。美国人就是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努力工作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怪不得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0]
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由竞争制度，激励着世界各国的社会精英进入美国去追寻他们的梦想；同时，也正是凭借自身的超级智商、非凡敏感以及丰厚社会关系，这些精英们取得了社会的成功，并由此获取了丰厚的收益，进而也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然而，物竞天择式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每个成功者的背后都必然会站着一批甚至更大比例的失败者。一般地，对那些曾带着梦想来到美国却遭遇失败的“超凡人士”而言，他们最后往往会被迫回到所来之地，甚至还披着某些“光环”接受曾被他们嫌弃的家乡父老的欢迎和招待，如当前中国社会大量的“海归精英”就是如此。
问题是，智力没有这么出众的美国本土人又该怎么办呢？他们可不能像这些“超凡”的“国际精英”存有退路，而只能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进而只能接受物竞天择的社会竞争中失败者的命运，至多可以依赖少得可怜的政府补贴生活。
这意味着，大量的外来移民在不受制约的市场竞争中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提高了实际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巨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底层人民生活在收入水平低下和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中。[11]
关于这一点，张夏准同样写道：“考虑到该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与收入分配更平等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较，那么美国人在生活水平方面到底如何的判断并不是很准确。在美国更低的健康指标和更高的犯罪率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不平等。”[12]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大的。表1反映了1990年经合组织（OCDE）14个成员国中雇员工资最高10%与最低10%的比例。[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