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与戴笠关系密切，曾深度参与军统对在港文化人士的营救工作。早年在上海，杜与胡蝶也有交往。抗战时期，杜曾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分管第七、第九救济区事务；其中，第七救济区主任陈志皋，是杜的门生，同时也是一位秘密的中共地下党（此人后面还会谈到），常驻曲江。杨惠敏前往香港接运难民，正是奉了陈志皋的指令。杨能够拿着“杜月笙先生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去找胡蝶，其缘故在此。
胡蝶即时答应返回大后方，让杨惠敏“感到很开心”，因为“我来到胡小姐寓所之前，已在梅兰芳博士那里碰过钉子，梅博士是如此坚决表示不肯到重庆去，而胡蝶小姐却当机立断决定随即动程。”⑦这一细节，可与曾在香港占领军服役、负责战时香港剧艺“统战”工作的和久田幸助的回忆互相作证。据和久田幸助的说法：梅兰芳当时向他表示“想回上海”，他帮梅办理了相关手续；而胡蝶悄悄离港，则让他措手不及，“她在银行的私人保险箱里，存有很多的金子和贵重品，不用说都来不及取出，几乎是身无长物。”⑧
（2）1942年8月，胡蝶的行李在回大陆的中途遭劫；9月，杨惠敏被军统逮捕
关于逃离香港的过程，胡蝶晚年在回忆录中，是如此描述的：
“—天清晨，我们全家装作走亲戚的模样，走出了家门。由游击队化装好的人带路，避开人烟稠密的地方。当然，那时的香港也还没有今天的繁荣，香港的发展与繁荣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那时出入过境并不需要什么通行证。两个孩子由游击队安排的人用箩筐挑着，一头一个，我们则步行，整整走了一天，这可说是我自出生以来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脚底全走起了泡，因为走的是荒野和崎岖的山路，中途曾在路边的小饭馆吃了一餐饭，盘碗都很粗糙，饭菜看来都不怎么样，但我们吃来仍觉非常可口，可见人的味觉也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