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逃亡者乔装改扮，戴着深色帽子和眼镜，被两位律师连夜送到藏身之所。其藏身处位于香港拥挤、贫穷的边缘地带。斯诺登待在狭小、杂乱、昏暗的房间中，保持低调。4人同住在不到150平方英尺（约合13.94平方米）的房间中。当他们聚在一起时，手机上的电池被取下来，打电话时使用一次性手机，更换SIM卡，以及在无法面对面相聚时，使用复杂的计算机加密程序进行交流。斯诺登几乎不冒险出去，只有在夜色的掩护下，可以在其他众多寻求政治避难者中间轻易消失时，他才出去。
难民家庭暗中相助
出生和受教育都在加拿大、从事法律这行15年的律师蒂博回忆说：“谁做梦都想不到，这样一个高调的人会被藏在香港这群最遭人唾弃的人中间。我们把他藏到了一个谁也不会去看的地方。”
斯诺登的另一名律师、与蒂博一同工作的乔纳森·曼说，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这些寻求庇护者），因为我们（在他们的移民官司上）帮助过他们。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不会背叛我们”。
到现在为止，斯诺登是如何躲过检查、谁在哪里庇护了他等细节一直被严格保密，只有这位著名的举报人和他在香港的律师知道。从那时起，他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美国国会议员和情报界的许多人来说他是个叛徒，而对大批反建制的追随者来说他则是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最终，好莱坞介入进来，由奥利弗·斯通执导了一部讲述斯诺登生活的传记片，制作过程中还得到了斯诺登的合作；影片定于9月9日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
斯诺登在写给《全国邮报》的独家密文中说：“试想一下，世界上头号通缉的异见分子来到了你的家门口。你会开门吗？他们甚至没有犹豫，我将永远感谢他们。”
毫不犹豫地就将斯诺登藏起来的那些难民家庭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选择——可能会被永远改变，因为他们在帮助斯诺登躲避执法部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将随着即将上映的电影而公开。
曾经深入斯诺登在香港的酒店、拍摄了他8天生活的记者、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制作人劳拉·波伊特拉斯说：“我觉得这些人非常勇敢、非常无私，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