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小平同志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只是这句话，早就被以吴大使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外交精英丢到脑后了，在他们看来，试图搞“新秩序”无非是民族主义愤青的膨胀，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被美国所主导的现行世界秩序接纳，即“与国际接轨”。
“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有所作为”才是小平同志所希望的。
大使的头脑里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虽然吴大使言必称小平同志，但其实他的外交理念有着更深的历史渊源，那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晚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特点是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这几乎成了一个无法突破的“规律”。这一“规律”使晚清以来中国外交精英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于是，他们在办理外交时就把息事宁人放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之上，其逻辑是：虽然损失了一些国家利益，但只要能够息事宁人，就可以避免损失更多的利益，因此对国家还是有好处的。这一逻辑在民国发展到了顶点，那就是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差一点把中华民族引到了亡国灭种的绝境。
吴建民
最不可思议的是，秉持这一理念的“外交家”，虽然其行为客观上于国有害，但由于前述“逻辑”，他们反而会产生一种“爱国”的崇高感，似乎只有他们是在老成谋国，从李鸿章到汪精卫，再到宋美龄和宋子文，莫不如此。吴大使以古稀高龄，四处奔走，仆仆在途，殚精竭虑，又是演讲又是出书，在各种场合严辞痛斥“民族主义”，其心理动因也无非如此。但大使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生活在21世纪，西装革履，但头脑里面却拖着长长的李鸿章式的辫子。
破除晚清外交思维仍然是当前外交界的一项紧迫任务。
割肉饲虎不能止虎
晚清外交思维，一个最大的误区在于相信“割肉饲虎可以止虎”，而实际情况是割肉饲虎只会刺激虎的胃口。以民国外交史为例，从九一八事变的绝对不抵抗拱手让出东北，到签订《何梅协定》出卖华北、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上海，蒋介石割肉不可谓不多，但是日本还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且由于日本已经可以动用东北的资源并且以华北和上海为前进基地，其来势之凶猛几乎置中国于万劫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