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绍兴的姑表侄儿王戍提出要跟随表叔周恩来去参加新四军打日本时，周恩来以王戍年纪尚小，婉言拒绝了。拒绝后他见只有16 岁的王戍很难过，就主动提出：“你做我的干儿子吧。”这样，王戍和他父亲都同意也都很高兴。这显然也是做给贺扬灵派来的“卫兵”们看的：周恩来到老家祭祖、认干儿子、续写家谱等等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事情，他们也就不会想到周恩来在这些公开活动背后还曾开展与浙东地下党领导人刘英会见等其他革命方面的工作。
现在我们回归到本文的宗旨上来，即周恩来在建国后既没有给周保章、周保庄兄妹以嗣子女的名分，也没有给王戍以义子的待遇，而是鼓励他们在基层努力工作，靠自己的勤奋为人民服务而争取进步。据王戍对笔者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数次给表伯周恩来写信，周恩来虽然收到了信，但从未回过信，只是委托进京看望自己的姑表弟弟、王戍父亲，时任绍兴市副市长的王贶甫转告王戍，他不回信的原因是怕王戍因为与他有过这层关系而产生优越感，也怕王戍所在的地方单位领导知道王戍的这一背景后对他给予特殊照顾。
王戍则是在周恩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从1949年上海解放起就参加了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后，先后在福州市政府和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工作，一直到离休，没“沾”上周恩来的任何“光”。周保章、周保庄兄妹也是如此。1961 年春节，周保章唯一一次获准进京和周恩来夫妇团聚。周保章在西花厅住了7 天，周恩来只和他谈过一次话：“希望你扎根在基层，永远做普通的劳动者。”一直到周恩来去世，周保章从部队复员到山东青岛，在一个公私合营起家、全厂只有200 多名干部职工的纺机厂当文书，直到退休，真正实现了周恩来对他们交待的“永远做普通劳动者”的嘱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