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征地拆迁属于政府的工作，但判决书没有提到当地政府的角色，也没有提到有关征地拆迁的行政决定。有报道说，从2009年开始，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启动“三年大变样”工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形象建设。地处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北部的北高营村，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何建华的部署下，按照“三年大变样”的整体规划，征地拆迁。看来，北高营村的拆迁是政府目标的一部分，但整个拆迁工作都是由村委会出面完成的：村委会做规划、村委会签协议、村委会给补偿、村委会搞强制。行政权力逃遁，私力强制盛行，这是当前相当普遍的现象。
问题在于，村委会强制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拆迁。它侵犯了贾敬龙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激起了贾敬龙报仇杀人的心思。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
不管何建华有什么过错，贾敬龙是杀人犯，要不要判他死刑？这不但关乎一条生命的去留，也关乎法律对待私力复仇的态度，法治秩序建构中的立场。
私力复仇固然是对法治的挑战，但它更是法治不彰的结果。如果权利能够得到有效救济，人们不会铤而走险；但凡法治崩坏，必定复仇多有。据说，贾敬龙曾经打110求助，但没能阻止房屋被拆；事后他家人里曾经多次找何建华商谈拆迁补偿，没有结果；他多次写举报信给当地检察院和信访局，同样没有结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上法院；即使曾经想过，在他眼中解决机会估计也是一片渺茫。一个村委会没有法律依据的强行拆迁，居然得到体制的庇护。
事实上，只要迎合地方领导的意图，不但强拆者不会受到处罚，被拆人想得到补偿款都困难重重。不但贾敬龙绝望了，在许多民众眼里，当前中国法治的威胁就是有权势者恣意妄为，无权势者求助无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警告！如果这一头不加以遏制，枪毙复仇者以儆效尤是不解决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