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一个相似的消息，前几天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开头即称领导干部最要紧是讲政治，要知行合一，对此要有信徒式的纯真，殉道式的执着，还指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是假信仰、假政治。而在差不多时间，中央公布对天津的回头看巡视情况，说津门圈子文化不绝，政治生态遭破坏，政治原则性不强。
在军言“军虎”，在官言“腐官”，看上去似乎各成系统，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事情。2016年，“肃清郭徐流毒”在中国的重要官方报道中出现了不少于十次，贯穿全年。同样，在今年覆盖广泛的政坛人事变动中，举凡职位有所变动升迁的大员，都会有一些讲话或是文章，其中周薄令出现的概率，也大概十之八九。
一个疑问是，现在在军政两界存在的，上述文章中提到的问题，是久已存在，还是全为郭徐周薄令等人遗毒所致。后一个答案可以很容易就被推翻，那么将这几个“大老虎”塑造成——至少看上去，是问题的全部，目的又是什么？
讲政治和忠诚，这两个词正成为观察中国政情、军情的基础，上述几名老虎的落马，展现了中央的决心和魄力，也构成了前者的“基础之基础”。对于某一种广泛的需要整治的现象，最具有震慑力的手段之一，也许是对突出典型赋予代表性，使之成为某种标志或说明，通过儆戒让整顿得以更为深入贯彻。
郭伯雄、徐才厚的流毒到底有多深？
2015年11月9日，《解放军报》刊发《面对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多点反躬自问》。
文章指出，郭伯雄、徐才厚的“恶劣行径撕开的是对党和军队的感情，销蚀的是对钢铁长城的信念信心，这种伤害和影响是敌对势力多少年想办而没能办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