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迷途
按照1982年提出的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和团中央关于团校教育正规化的设想，从1983年9月起，中央团校连续三年举办了两年制在职团干部大专班，培养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干部。“办大专班的目的就是培养团干部，解决他们的学历问题，毕业后就是大专学历。”——这句话其实说清楚了团校大专班在多数干部心目中的地位。1983-1985年令计划参加第一期大专班。以他的性格，他会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但是，他的老师郑洸教授回忆，令计划在校期间表现并不太突出，有时还逃课，不爱与同学往来。其他老师对他的评价大抵是“野心大、说话谨慎、比较高傲、性格孤僻、不跟同学和老师交往”。
墙倒众人推。如果令计划的儿子不出车祸，他的仕途进一步高升。这些教授们的看法就可能大相径庭。野心大、比较高傲、性格孤僻，不就是志存高远、曲高和寡的表现吗？爱逃课，不就是反感行政化的教育体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吗？不爱与同学往来，不就是不爱交酒肉朋友的表现吗？毕竟，令计划暑假回家的一个社会调查报告写得严谨扎实，得了个“优”。这说明，令计划还是很用心的。
关键是怎么用心。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轨迹，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大潮。八十年代的共青团中央，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是时代的风向标。青年人反感陈旧的红色说教，崇尚蓝色的西方文明。出版界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从亚当·斯密到弗洛伊德，从尼采到萨特，从卢梭到马尔库塞……强调利益驱动，强调本能至上，强调民权至上，这些无不与马克思强调的经济决定论、物质决定论息息相通。报刊杂志掀起一阵阵思想解放的浪潮：从潘晓来信，到宣扬深圳青年的创业精神，到蛇口工业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标语，无不冲击着雷锋精神，冲击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这时期在团中央报宣传系统工作的令计划必然受到这个大浪潮的冲击。这代人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但是，现在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日常生活中就是以赚钱为中心。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一心为公的，但是现在，一心为私反而是天经地义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共青团本来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现在，却需要成为包产到户、承包制万能论的鼓吹者。中国共产党本来是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现在，却要请跨国公司挟着皮包回来经营、兼并中国企业。
令计划也许有过不适应，但是，他很快适应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转向就转向。此前的教育，他也许并没有往心里去。在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听话机灵的背后，或许是出人头地，是功名利禄，是光宗耀祖，是权力迷信。这样，他才顺利地成为共青团宣传部的理论处副处长。
作为理论处副处长，更是在思想交锋的风口浪尖上。一方面是张维迎这样的《为钱正名》的新锐学者，另一方面是曲啸这样的红色忠诚者。一方面是胡耀邦、赵紫阳的西化倾向，另一方面是邓小平、邓力群的“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何去何从？跑快了，成了反党人士，成了为改革开放牺牲的“烈士”；跑慢了，成了保守、僵化的代表势力。快慢之间，令计划恐怕费尽了心思。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跟着顶头上司走，顶头上司怎么说，就怎么发挥，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实证明，令计划的选择是聪明的。他后来在官场上步步高(12.110， -0.24， -1.94%)升，就得益于这个心法。体制内无数高官，内心恐怕都有同感。
但是代价也很大。这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良知，放弃可贵的自由。不唯书，不唯实，只唯上。削尖脑袋往上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