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他在知青的年份里锻炼时间太短，当工人的年份也不长，连知青带工人大概也就当了三年，到了1975年他19岁时就到平陆县团县委，76年就做了县团委副书记。这中间从知青、到平陆印刷厂的工人、再到平陆县的团委副书记实际上是三级跳。不过，那时候当个团县委副书记，并不算是什么令人艳羡的出路。论办公条件，简陋陈旧；论工资待遇，比学徒工强不了多少；论政治地位和权力，也似有似无，只能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别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论政治前途，更是变幻莫测。别说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就是许多老将老帅，那时候也战战兢兢，不知道哪天下放劳动，哪天又平步青云。好在令计划还年轻，政治上的事，并不真懂。但是，家教告诉他，党叫干啥就干啥，别想那么多，做一个听话老实的好孩子就行了。
这样，令计划走上了仕途。虽然不一定懂大事，但是，眼里头很有活儿、很机灵，善于把中央文件精神变成团委工作的口号和计划，善于策划具体的活动。令计划在平陆团委的上级，时任团县委书记的梁增华，对这个年轻的下属好评有加。也是在她推荐下，1976年令计划获得提拔，当上县团委副书记。在梁增华的回忆录《增华岁月》里，收录了她当年的部分日记，其中有一篇写于1976年11月22日，那一天正是令计划获得团县委副书记任命的日子。日记里，梁增华写道，“我打心眼里高兴”，令计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团委一年来，虽然我是书记他是干事，但他搞团的工作大大超过了我，他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很好地学习……”
时来运转。1978年初，团中央在全国各地抽调年青干部进修，令计划被送入中央团校学习，开始学习、关心思想理论和政治风云。他一开始在宣传处，后来是报刊处，85年后去了理论处。报刊处不是收发处，是“承担策划、协调、组织团的重点宣传报道的工作任务；对团中央所属新闻、出版单位进行业务管理；审读刊；负责中国刊协会的日常工作”的部门。按今日的眼光看，该处掌握着团中央直属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生杀予夺的大权，还控制着各级团省委报纸、杂志、出版社的命运。虽然令计划那时只是一个干事，但是，随着处长听取下属机构的汇报，向处长提供重要的信息和参考意见，协助处长处理一些重要事务，既容易显示出才干，也容易感受到居高临下的中央机关气息。如果头脑不是足够清醒，这种气息很容易让一个年轻干部飘飘然起来。当然，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比较正，年轻人还不太懂拍马奉迎、权钱勾结的那一套，甚至还以此为耻。所以，即使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也不至于兑换成现金。
有人认为，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10年是令计划获得胡锦涛青睐的关键。这样的判断有失草率。1982至1984年胡锦涛同志任团中央书记，1984至1985年11月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其后就调到贵州去了。而令计划那时只是个干事，1983至1985年又去了中央团校政教专业学习，怎么可能攀得上大领导呢？1985年，令计划才升任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这是正常的提拔，不是破格的提拔。因此，“令计划是胡锦涛一手栽培、提拔的”这种观点，恐怕捕风捉影的成分居多，不太可信。即使令计划日后出了大问题，也并不等于他从头就是拍马奉迎、拉帮结伙的小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因为在各个领域和层次都得有一些踏实肯干的人。党风的败坏是逐渐发生的。因此，时光倒流回1985年，一个共青团的理论处副处长，完全可能是靠着实干一步步走上去的。
令完成是家里的老幺，受宠爱较多，受改革开放的影响较大，其性格与兄长们不同，性格活泼、善交际、擅长与人沟通，“是个做记者的料”。他的爱好也很广泛，篮球、乒乓球乃至文艺汇演，都是单位中的积极组织者。令完成当了记者，在新华社工作，就比较会来事。除了经济报道，令完成有时也会去采写时政或社会类稿件。他在《瞭望》周刊期间发表了多篇关于山西的报道，给山西当传声筒，在山西官场结交了不少朋友。官产学媒强强联合的意识比较强，头脑比令计划活络。令计划逐渐位高权重，但是，在权力要不要变现、如何变现的问题上，这个“脑子比较活”的小弟，可能影响了乃兄。
令家还有一个人值得关注，老大令方针的遗孀，孙淑敏。她与令方针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取名令狐剑，女儿取名令狐燕。1977年，令方针擦玻璃从高空坠落不幸去世。此后，孙淑敏没有留在令家，而是搬回北京独自生活。令计划进京后，与孙淑敏是否有往来，如何往来，我们尚不得知。但是，此后，孙淑敏的儿子令狐剑成为令家权钱结合的一个重要人物，却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