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家原来是山西平陆一个亦农亦医的家庭，在村里德高望重。令计划的父亲令狐野，懂草药，年轻时又去过西安投奔表姐学西医，后来回乡开药铺，设门诊。据说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辈山西人不一样，令狐野不爱农作，还买了面穿衣镜，经常照镜子梳头。令计划的爷爷在乡间口碑甚好，看不惯儿子令狐野的新派作风，砸碎了他的镜子。令狐野负气出走，在集市上开了个小药铺。抗日战争爆发后，令狐野舍妻弃女，携带药品投奔延安，走上了革命之路。其时，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延安，正面临着缺医少药的困境。令狐野在延安，自然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在医疗卫生战线一直干到了全国解放。到1962年，他已经是一个十三级干部。
虽然是高级干部，令狐野老先生对子女的要求却非常严格。令家兄妹少时都要下地干活，参加体力劳动。为了省几个碗，老先生就砍了一根木头，在上面凿出五个槽，把菜和馍盛在槽里，让令政策兄妹五个围着木槽吃饭，“像喂牲口一样”。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会有比较强的劳动观念，能吃苦，没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些秉赋在令氏兄弟后来的仕途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老先生阶级立场鲜明。对看病的人，上门帮忙的乡亲，甚至集市上卖东西给他的人，都要计较出身成分，以成分论亲疏。80多岁的谭家(化名)还记得令狐野因为他是贫农，买他的葱苗多付了钱。即便是小孩子打闹，如果是发生在贫下中农的孩子和令狐家的孩子之间，令狐野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是富农或地主成分的孩子动手，令狐野就把这叫做“阶级报复”。
从这里可以看出，令狐野其实是个很可爱的老先生。他对人的好与坏的判断，是基于阶级成分的，这在当年是一种通行的价值观，老先生无非是贯彻得非常彻底。这种按阶级划分的方式，好处是简单，判断对象都贴着现成的标签；坏处也是简单，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单凭成分去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好人，首先是片面的，善恶与阶级成分并不是正相关；其次这是一种静止的思维方式，因为它无视“人性是可变的”这一事实。
老先生直来直去，不绕弯子。曾有一名病人说自己出身不好，来一趟不容易，请他多开一些药。老先生大怒，当场撕碎处方，把病人撵走。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干活，令老先生除了付工钱，每天还给每个人发一盒烟。有个小伙子说他不抽烟，老先生便不勉强。休息时，他却看到这个小伙子也在抽烟，于是老先生说：“你不是说不吸烟么？明天就不要来了。” 看得出，老先生其实是不太“世故”的人。
老先生关心群众疾苦，老先生常年免费给生产队队员发放防暑药品，免费培训了大批的赤脚医生，并且提供免费吃住。老先生与乡里相处也很融洽，饼干、糖块、罐头，有好吃的都给农民的小孩。一位村民说，自己这辈子吃的第一个罐头，就是孩提时令狐野给的。在父亲的教育下，令狐家的孩子们也是一副热心肠。班上有一些家境困难的同学，令计划就会把自己的铅笔、本子送给对方。
令狐野是1962年退休，退休后他带着全家回到平陆老家。可是这一年，他才52岁，并未到退休年龄，所以他的退休有点离奇。或许，是他的脾气把他卖了。以他这种耿介方正的性格，说不定哪句话说得不对，就得罪了疗养院里的某个高干病人。
再说说老先生给子女起的名字。这几个名字在那时都很时尚：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体现出他对党的忠诚与热爱。
有这样的父亲，令计划兄弟姐妹受到的是近乎刻板的严格教育。政治思维上，亲不亲，阶级分；家庭教育上，又有儒家特点，强调听话、克己、能吃苦、做事认真负责。这样的教育下出来的孩子，如果不遇到时代的大变迁，不到风高浪急的政治核心地带去，一辈子本分做人，受着亲戚邻里的赞扬，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