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样的宣传和恫吓，旧制度维护者成功放大了民众对新思维的误解和未知改变的恐惧，并有效抑制了革命思潮的蔓延。同样，对于希拉里这样备受厌恶的体制政客来说，通过将特朗普思维激进化处理，并对其当选后的未知后果予以放大，并在此基础上唤醒民众对特朗普误解和恐惧，乃是抵消民众对自己的厌恶以及挫败对手的唯一策略。
因此，在群众政治即将得势的前夜，高明的群众政治领袖，必然能够洞察到那些蕴含在民众对新事物误解和恐惧中的巨大风险，并在彻底取得权力之前，致力于扮演一个被民众所熟悉的传统常规领袖形象，以消弭民众对新思维的误解和对变革的恐惧。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要争取的就是那些厌恶旧制度但并不热衷新思维甚至恐惧革命的人，从而将革命的恐惧者和热爱者在对旧制度的共同厌恶中聚集起来——因为，只要旧制度的敌人犹在，他就绝不会担心革命的热爱者会因此将他抛弃。
在俄国革命初期，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曾经与备受俄国民众喜爱的社会革命党人合作组建政府，并由社会革命党人担任政府的头面人物，从而麻痹了俄国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成功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巩固革命政府；在纳粹上台的1932年，希特勒与中央党联合组阁，并公开支持犹太人建国，发表和平宣言，成功消弭了德国民众对纳粹种族主义和好战倾向的恐惧；
国共内战期间，中共相对克制的经济政策，以及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作为头面人物与国统区民主人士建立的友谊，成功舒缓了观望者对中共政权的疑虑；
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霍梅尼任命传统旧官僚迈赫迪·巴扎尔甘组建临时政府，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温和领袖的假象，最终奠定了伊斯兰沙利亚法政权的基础：霍梅尼任命赫迪？巴扎尔甘为临时世俗政府的首脑，统治伊朗，并宣称“我在此宣布巴扎尔甘为领袖，从任命起，他必须得到服从，整个民族都要必须要服从他。”这成功松懈了宗教领袖四分五裂的潜在敌人，并为霍梅尼逐个铲除他们赢得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