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其后的是《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曰：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姻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反公司规则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职演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军
当“辟谣启事”刊出后，社会上有许多人士对胡蝶蒙受“不白之冤”表示同情与义愤，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君武对簿公堂。胡蝶终能洞察敌寇之奸恶，企图“侮辱我中华官吏和国民”，“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之伎俩，“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国难当头，胡蝶以民族大义为念，没有采取自家内乱，火上浇油，令仇者快，亲者痛的行动。尽管这些明智的抉择不见得全是胡蝶一人所能想得出，并有明星公司诸同事的功劳，但这一切，至少是胡蝶同意和所接受并受国人称道的。就他的姿态而言，哪里如李敖所言有半点得意状，且有“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等等卑鄙龌龊的想法？哪里来的“把张学良害惨了”之恶果。如果说在“九一八”事变中本应承担责任的张学良因这首诗而感到冤枉，那么最大的受害者则是无故与其绑在一起的胡蝶，使其遭受不明真相者以“红颜祸水”相责与诅骂，而非张学良也。故李敖所言，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
1986年，为了回报观众多年来对自己事业的热情关怀，胡蝶请她的英语老师刘慧琴帮忙撰写了回忆录----《胡蝶回忆录》。同年台湾金马奖评奖委员会鉴于胡蝶一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授予她金马奖，此举使隐遁几十年的胡蝶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在回忆录中，胡蝶提到了马君武诗和令她一生都为之耿耿于怀的跳舞公案。文中说：“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又说：“我是在事变之后方始到达北平的。”抵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这段记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白，“九一八”事变之晚，蝴蝶并不在北平。而据北平报界报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车站时，受到热情观众包围，盛况空前云云。那么他与张学良在“事变”之夜相拥跳舞，当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