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现在已是过眼烟云。但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风浪。周泉缨因为炮打陈伯达而坐牢，这篇大字报也是罪状之一。罗征启则成为团派的眼中钉，他们把老罗看成四一四派精神上的教父。蒯大富们整出了一个莫须有的“罗文李绕反革命集团”，动用私刑，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罗征启被团派关进三堡，那里是清华原来的一个干休所。在三堡，他饱受了酷刑。王立军在重庆黑打时的那些手段，老罗四十年前就领教了：用大灯泡照，不许休息；左右开弓的毒打；被罚站了三天三夜，站得小腿和大腿一般粗……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老罗从三堡逃出来了。他是从二层楼跳下来的，着地时扭了脚。他几乎是一路爬到了昌平。他在被抓的时候，机智地在鞋底里藏了十元钱，现在派上用场了。他搭长途车进了城。既不能回学校，又不敢回家。他藏身在日坛公园，通过在人大的姐夫和我们联系上以后，他被接出来安排在科学馆。接送时，前后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我和印甫盛都是其中的一员。老罗在科学馆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都是我负责照料。建七的沙春元陪他同住。
弟弟罗征敷死于清华武斗
恼羞成怒的老团，把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抓起来当人质。为了防止他出声，用棉丝堵住了他的嘴。很不幸，他弟弟在被抓捕的过程中窒息死亡。老罗的悲痛可想而知，他还不能出面料理这一切。我就成了他的全权代表，穿梭在科学馆和他家之间。他家在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几乎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老罗的母亲慈祥、睿智，大姐和姐夫都是人大的老师，大姐文气、姐夫厚重，是家里的顶梁柱。二姐是芭蕾舞演员，漂亮得让我不敢正眼看她，她热情地把我当作自家的弟弟。在家人眼里，我代表了老罗。在老罗那里，我带给他所有家人的慰藉。
清华园的武斗在升级，科学馆不再安全了。于是我们把老罗转移到李衍平同学的老家--广东汕头。李同学也是我们文艺社的笔杆。我们一行三人上了京广线的列车，我护送他们到了保定，确认安全之后，我从保定下车，折回了京城。期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
工宣队进校后，老罗回到了学校。因为他参与写作《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事情，宣传部的项目组曾经来找我调查。我一字一顿地回答：“据我所知，罗征启同志是一位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同志。”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项目组的人一下子把他面前的那张桌子掀翻了。我不动声色。在边上旁听的工宣队朱师傅，对他们的粗鲁非常不以为然，却对我的不胡说八道大表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