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真的很幼稚。”王玉龄说：“我还对他说：‘我要是真的出了这种事，随你怎么处置，我们家人是不会去告你的。’他不解释，只是沉默地拥抱我。后来才告诉我说：‘是她拿了我的东西，我问她又死不开口。事发前晚，我们已经发生过争执，我心里很不痛快。第二天带着孩子坐马车回长安乡下。从西安回家的路上，总会经过我母亲的坟地，她知道我每次回家都要在那里下车，在母亲的坟前祭拜过后再回家，以前她都会跟我一同下车，那天她拒绝了，我当然很生气。回到家查问她一些事也不答话，那我就火更大了……’”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至今为止，这大概是我们能够从当事人最亲近的人处，得知他亲口对此事说过的唯一只言片语。
张灵甫无意再说下去，也没有解释吴海兰到底拿了他的什么东西，以致他大光其火。直到张灵甫死后多年，当年与他私交甚笃，曾经长期在他手下任职的刘光宇刘光宇抗战期间长期是张灵甫的直属部下，解放战争后期曾任国民党军第100军副军长（军长杜鼎），属陈明仁兵团。陈明仁长沙起义时，刘光宇与杜鼎因拒绝跟随而率部哗变，后转赴台湾。与王玉龄偶然谈到此事，开口就是惊人的一句：“她偷了张灵甫的文件。”
刘光宇讲述的，是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杀妻内幕。
原来，张灵甫当年并非因为怀疑吴海兰有外遇而打翻醋罐子，而是发现她擅自拿走了他的军事文件，却交代不出理由，因而怀疑妻子可能受人利用而怒火中烧。前面说过，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一直在川陕一带与红四方面军激战，当地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张灵甫疑神疑鬼，担心妻子可能沾了共产党的边，但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又不便声张，于是就暗地里向妻子盘查，不料吴海兰对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气急败坏，越发怀疑妻子背着他做了不可告人之事。此事若是换了别人，或许还有转寰的余地，偏偏刚从血肉横飞的前线回家的张灵甫，血管里还弥漫着随时会散发出来的杀戮的戾气，他的性格容又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吴海兰有可能通共的嫌疑，对爱妻的“背叛”行为极为震怒，加上当天心头已经郁积了一股邪火，极度的自尊和冷血顿时膨胀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拔枪的瞬间，眼睛里已经没有曾经深爱的妻子，只有“赤党”的疑犯了。据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