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16日，寒风凛冽，王欢茹拿着弟弟的血衣在西宁市西大街省高院门口向四周围观的群众哭诉，群众越围越多，有人搬来了桌子，让她站到桌子上哭诉。寒风里，她单薄的身子在颤抖。她的哭诉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义愤，他们议论纷纷：“旧社会衙门朝南开，有理无权莫进来。难道新社会的衙门朝天开，有理无权进不来吗？”“旧社会是官官相护，因为那些官员是统治者；新社会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公仆不为人民作主，难道也是官官相护？”群众普遍同情王家的遭遇，围观群众达十数万，当场就有400多名过往群众签名声援。由于围观的人太多，交通为之堵塞。一位在场的民警深深同情王欢茹，默默地为她维持秩序。王欢茹连续3天在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前哭诉，天天有许多群众围观，高院领导竟连续3天大门紧闭，法院工作人员上下班都走后门。
愤怒的群众还拥到城中区检察院要求对杨小民杀人案抗诉。该检察院就此召开干部大会讨论杨小民案，11人参加，10人同意抗诉。市检察院也同意抗诉，但是，省检察院检察长却说：“这个案子是省委研究决定改判的，你们抗诉就是抗省委！”显然，检察长在徇省委之情，却在枉国家之法，抗诉宣告失败。
王欢茹从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她在省人代会时跪在人大代表面前哭诉；她5次自费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中央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都给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去函或去电要求该院复查此案，可是毫无效果。
鉴于此案在全省的影响极大，重罪轻判，官官相护实在太明显，几乎到了群情激愤的地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政法委、省委常委会相继多次讨论，多次复议结果都是维持死缓的判决。1984年，迫于群众的压力，省委将杨案材料印发西宁地区各单位讨论，结果84个参加讨论的单位的8789人中，有6725人要求判处杨小民死刑。讨论中，群众对改判杨小民为死缓提出尖锐的批评，要求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讨论的结果是明确的。可是明确的结果却无明确的行动，有关领导根本不尊重群众意见，这种讨论变成了一种障人眼目的形式。对群众的意见，省委无动于衷。
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为被害人申冤，陈宗立决定介入
陈宗立密切注意着此案的动向，他开始收集材料。
但是，收集材料却非常困难，摄于杨国英的权力，许多知情者不敢提供证据，为了几个关键的事实，陈宗立调查核实，花了几年时间。
案发当晚，杨国英怕被害人家属报复，躲到省高院院长家。杨国英还向省委保卫处借了一支手枪。为了查清这个情节，陈宗立找了许多人，但知情者都不敢提供证据。后来他得知一直参与杨国英密谋包庇其子的省委保卫处一位干部与其妻子关系紧张，他想方设法找到这位知情者，才证实了这一点。这一情节也是后来作为定性材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