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他生前的卧室，这是约有16平方米的房间。有一张三尺宽的单人棕绷床，对于在少林寺睡惯了木桩，在战争年代睡惯了门板的他来说，已经过分舒适了；靠窗口有一张办公桌，一张硬木椅，这便是他每日苦读的地方；在办公桌的右首，有两只单人沙发，一只落地灯，这一切都是公家配的公物，如果多来两个客人，那就要坐在床沿上。
深灰色的窗帘经长久的日晒风吹，变成了淡白色。在迎窗的墙壁上，有两张地图，这是他时常伫立纵目骋怀的地方；在房间的另一头，是一个大立橱，在橱顶上摞着两只战争就有的破损得很厉害的牛皮箱，盛着他平时穿的几套军装，几双布袜和日常替换的补过的内衣。拉开立橱，里面竟是空的。
这真叫人难以置信，我用骇异的目光询问他身边的秘书和管理人员：“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连排干部也比他多几件精美的家具，多几身新军装，多几双新鞋啊！”
“不是不给，而是不要，不领！不经他的允许谁敢给领取新衣？”身边的工作人员用无可奈何的口吻做着解释，“就说棉衣吧，普通干部的棉衣四年一换，其实到第三年上就不暖了，他竟然一穿六年，棉衣里都破了，还是不换。1982年田普同志（他的夫人）给他打了件毛线衣，他一天未穿就送给了警卫班的战士。我们常劝他（简直是哄他），你的军装该换身新的了，还不如我们的新呢。他说，‘你们年轻人爱漂亮，我又不要漂亮！’我们说‘军容风纪总要究吧？’他说：‘怎么？旧军装就不讲军容风纪了？我不像你们，老是不扣风纪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