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辩论的背后，是美国对于中国发展现状的焦虑。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都存在两个基本期待：一是通过支持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最终促成中国在政治领域也成为西方的好学生，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和普世价值；二是通过帮助中国从现有秩序和规则中获益，促使其成为现有秩序和规则的接受者和维护者。但是，逐步崛起的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期待的方向演变，在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之后，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对自己的选择愈发自信；在外交方面中国也变得更为积极，从单纯的被动接纳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对秩序和规则的塑造。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维、新主张，打破了他们一厢情愿的规划。美国原本一直是事端的发起者和掌控者，通过挑起对华冲突获得的收益也超过中国。但在当前美国优势依旧的情况下，中国开始主动摆脱旧有模式，积极塑造中美互动的新形态，两国间的不平等性出现了趋于平等的势头，中美之间的老冲突频发、新冲突迭现，美方对华的心理不适迅速加剧。
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认识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13年初开始，美方对中国政府的典型印象有三，即雄心勃勃、经验不足、理性。雄心勃勃是指新领导人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宏伟口号，决意带领中国人民重获历史上曾有的辉煌；经验不足是指有些重要涉美决策事先论证不够充分，导致草率出台后引发美方强烈对抗，局面尴尬；理性是指中国的决策层在出现冲突后没有像苏联那样选择正面对抗，而是对原有政策作出适当调整以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从2014年后期到2015年初，美方对华认识出现变化，“雄心勃勃”的判断依旧，但“草率”变成了“有意所为”，“理性”变成了“勇于冒险”。美方认为，中国已从“自信”变成了“咄咄逼人”，中美之间逐步从议题之争转向创设秩序和规则之争，因此，美国已基本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
不过，“竞争对手”一词在西方的语境下并不具有十足的贬义，也绝不必然成为敌人。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心和不满虽在增加，但却始终无法毅然决然地将中国归于苏联一类，因为中国始终没有给其机会。首先，从战略上说，对于中国真实的长远意图究竟是否是排他性的、争霸性的亦或是欺诈性的，美国内没有也难有统一认识。多数观点并不认同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中国没有建立反美军事同盟，拒绝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没有海外基地，没有动用武力吞并一个国家或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也从未与美国爆发千钧一发的军事危机，更没有针锋相对地在全球范围内处处与美国为敌，因此美国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把中国划为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