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不是政治问题
提到广东，有人会想到上世纪的“逃港”。
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广东偷渡乘风，局部地区甚至有强行冲关的现象。对于“逃港”，寇庆延坚持认为是生活问题，不同意定性为政治问题。1978年，习仲勋任广东省委书记，寇庆延陪同习仲勋到惠阳检查工作，到处都是被收容遣送的人员。
面对逃港问题，习仲勋提出要发展经济，缩小内地与香港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逃港。据媒体报道，宝安县委一名领导在莲塘生产队拿着报告，给时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寇庆延出难题，要办20个人的养鸡场，如果不同意办，这些人就逃港。寇庆延当场就签了字，那时限制社员副业收入，养鸡超过5只就算是“资本主义”，而这20个人搞了个20万只鸡的养鸡场，规模在全国罕见。
1979年，中央开会研究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代表广东省委汇报的正是寇庆延。他也曾多次到北京当面向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人汇报。
“当时有人把偷渡定性为政治问题，我就认为是生计问题。如今，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你看现在还有偷渡港澳的吗？”晚年的寇庆延曾经这样说道。
谈上任 “被迫”到广东工作
南都：新中国成立后，你先是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社会部第一副部长兼公安厅第一副厅长。1951年，为什么把你从湖北调到广东工作？
寇庆延：1951年初，广东出了个“两陈事件”，陈泊(时任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坤(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和我的前任谭政文(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关系很紧张。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点名要我来广东，他没当面跟我说，是中南局公安部部长卜盛光通知我的。可我那时很不愿意到广东工作，一是我以为广东是“南蛮子”的地方，排外厉害；二是，我那时在湖北工作，中南局公安部的人一起开会，听谭政文介绍“两陈事件”的情况，我心里就想，妈呀，广东的内部斗争那么复杂。
我拖了三四个月，后来来信催我，我找卜盛光同志，我说我不想去广东；卜盛光说那你去找罗部长直接说去。罗部长以前打仗时受过伤，关节打坏了，嘴张不开，讲起话来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而且我知道罗部长很严格。我后来想想算了，不想挨罗部长的批，只好硬着头皮到了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