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的最后时刻，日本海军统帅伊东佑亨致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笔劝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见识”二字。在海军司令对海军司令的劝降信中，胜方不谈海上战技与战绩，而大谈政治。
伊东佑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缴枪不杀”，但此信的价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国之强弱根本”。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军人对“国家强弱根本”认识非常到位———
中日海战，败亡的中国海军其实不是亡在战舰，是亡于政治。因为“国家存立之本”，不在“坚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旧更张”之政。
这封劝降信，也为中国海军的完败，日本海军的完胜，做了非军事非技术、而是政治上的总结。同时也等于告诉对手：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天敌。因为在“新政”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满清灭亡，民国成立后，中国虽然政治上已经开天辟地，但是日本仍是压在中国政府心头的一块巨石。因为先前的那帮大佬们把坑挖得太深，很难一下子填平。超越天敌短期内不仅不可能，而且由于日本也在大踏步前进，摄于天敌之威还愈演愈烈。
尤其北洋政府时代，传承了晚清“亲日传统”，中日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军政府统治中国十五年间，虽然走马灯般换寡头，但在外交上，基本上都“唯日本马首是瞻”，国际舞台上，北洋政府心甘情愿跟着日本后面混。
身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早在朝鲜领教过日本的厉害，所以国家权力到了他手上之后，一上台就确立了“与日友好”的“北洋传统”。《二十一条》开了北洋军阀与日本交易的“大单”先河。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亲日传统”呈“可持续发展”。 为了得到“实惠”，打败本国对手，直、皖、奉三派军阀无一例外地都与这个天敌进行紧密接触。
东洋制华五十年，在北洋政府十五年间“制力”尤甚。北洋三系，日本培植了两系。目的就是为了养好胃口，造好工具，有朝一日一口吞掉这个“食物链”下的庞然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是段政府时期，在日本的唆使下，中国加入了日本那一伙——协约国。大战中后期，日本对德宣战。然而日德交战的主战场，却中国本土——胶州半岛。家门口的敌人，要靠“友邦”来清除。这是中国的屈辱，却是日本在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巴黎和会显耀的资本。巴黎和会上，尽管中国谈判代表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段政府有令：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
“日主中从”的局面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战后的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和会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所以，尽管陆徵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费尽口舌，但远东甚至中国的事情还是日本主导，在日本的“态度”下，中国希望得到5个席位的“大国”请求终归是奢求。
